今年，石屏县检察院办理了一系列涉嫌诈骗的案件，现作一番调查分析，并就遏制和预防诈骗犯罪提出相应对策，从而达到减少犯罪的目的，以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。

一、基本情况

2013年，我院受理了诈骗罪6件11人。其中，依法以诈骗罪提起公诉2件3人，作存疑不起诉2件5人，1件1人改变定性以盗窃罪提起公诉，尚有1件2人正在办理过程中。

二、诈骗犯罪的特点

1、具有团伙性，犯罪前有共谋，有分工，相互配合完成犯罪

多数的诈骗犯罪都属于复杂的共同犯罪。团伙中各个成员在实施犯罪前有共谋，每人在犯罪中扮演什么角色，要干些什么，以什么方法和手段去诈骗，以及所选择的诈骗对象都是相当明确的。在实施犯罪过程中，按事先分工，相互配合共同完成。如犯罪嫌疑人李某某、陈某某涉嫌诈骗一案。2013年3月，李某某、陈某某伙同“老贵州”（绰号）（在逃）一案，经事先密谋后，由陈某某负责驾驶小车至案发地，李某某与被害人搭话，了解被害人的家庭情况，“老贵州”拿出一个假金元宝，称自家盖房子的过程中挖出一个金元宝，想低价出售，李某某遂要求“老贵州”将金元宝卖给他，“老贵州”说不卖给年轻人，李某某就请求被害人将“金元宝”买下后，再转卖给他。当被害人将“金元宝”买下后，三人就逃之夭夭了。

2、以假充真，冒充贵重财物

犯罪嫌疑人李某某、陈某某涉嫌诈骗罪一案中，犯罪嫌疑人就是用一个事先准备好的假元宝冒充金元宝，让被害人信以为真，将假元宝以高价卖给被害人，诈骗金额共计64000元。

3、选择的作案对象多为中老年人

诈骗犯罪多以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作为诈骗对象。因为这一部分人群文化素质相对不高、防范意识差、诈骗易于得逞。

4、婚姻诈骗

一些不法分子利用农村大龄男青年求偶心切的心理，假装帮助被害人介绍对象，虚构事实向受害人索要“离婚费”、“抚养费”，但是拿到钱后既不办事又拒不退还，而是将收取的费用挥霍一空，让受骗者落得人财两空，甚至倾家荡产。  

三、诈骗犯罪多发的原因分析

1、利益的驱使，是犯罪率高居不下的重要原因。

一方面，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贫富差距的加大，使一部分人的心理产生失衡。在“金钱至上”错误思想的影响及好逸恶劳恶习的作祟下,这些人的价值观、道德观发生了变化和扭曲。由于受教育程度有限，法制观念淡薄，自控能力差，对暴富的渴望引诱这些人挖空心思、不择手段，甚至不惜铤而走险实施违法犯罪行为；另一方面，诈骗犯罪往往“投资”小，获利大，实施较为方便。巨额“利润”回报，诱惑诈骗犯罪分子萌发犯罪心理进而实施犯罪行为。

2、被害人防骗意识薄弱、贪图小利，给诈骗犯罪人提供了作案条件。

在诈骗犯罪中，犯罪分子通常是利用人们的盲目、轻信、善良、愚昧、贪婪等人性弱点实施诈骗，只要被害人略加思考就能识破。但是，被害人往往缺乏防范意识，贪图便利，在巨额“利益”的诱惑下，得利心切，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、理性的思考，在犯罪分子的利诱下，一步一步走进早已编织好的圈套中。实际上，正是被害人自己的“利欲之心”为诈骗犯罪分子打开了方便之门，助长了诈骗犯罪的发生。

四、办理诈骗案件遇到的问题

1、诈骗作案通常各种手段交织在一起，更具隐蔽性、多样性和复杂性，而且诈骗行为一旦完成，行骗者往往一走了之，给侦查取证增加了难度。

2、是否“非法占有为目的”难以认定。非法占有为目的是行为人的一种主观心理状态，在实践中，合同诈骗中的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，其主观犯意的真实证据往往难以取得，而行为人是否具有此主观罪过，是认定罪名是否成立的必要条件。而客观行为又总是和民事行为掺杂在一起，行为方式又往往被行骗者掺进虚假的东西，甚至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。因此，认定行骗者客观行为的真伪往往又要借助主观方面一并认定，比较难认定。

3、合同诈骗与经济纠纷交织不清。合同诈骗与经济合同纠纷是两类既相似又不同的合同行为。这类犯罪是以合同的形式出现的，具有相当的复杂性、隐蔽性和欺骗性，往往与合同经济纠纷交织在一起。实践中，合同诈骗与经济纠纷界限不清，在确保执法质量的前提下，司法机关只能保守办案，影响了打击合同诈骗的准确性与积极性。

　　4、赃款追缴难以到位。合同诈骗往往涉及大量的金额，嫌疑人通常是骗取钱财后大肆挥霍，给受害人造成大量的损失，对于赃款的追缴，受害人一般都有迫切的要求，公安机关在办案时也会着力追缴但收效甚微。而案发后犯罪嫌疑人受刑罚处罚，受害人被骗的钱财则无法追回。此类案件，依法又不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，难以体现执法办案“三个效果”的有机统一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（作者单位：石屏县人民检察院）